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崮城炮楼里的臭味与山东抗战：罗荣桓、翻边战术和乱世小事

午饭时分，崮城县的炮楼里，一位皇协军中队长用白毛巾把鼻子蒙得严严实实。旁边伪军士兵憋着笑——四菜一汤的香气混杂着窗外十几天未倒出的马桶味，谁也吃不下去。有人小声嘀咕：“要不是朱德射手守在外头，我宁愿提桶跑出去，也不想再闻这鬼东西。”但每次有胆大的伪军试图出门，不是被一枪撂倒，就是连人带屎尿桶一起趴下。这场面，说出来都让老街坊忍俊不禁。

村口榆树下常有老人摇扇讲起那年情景：“据点周围臭得跟猪圈似的，还能坚持？我看早晚都疯了！”而更难熬的是，有一次伙夫突然请假回家，日伪官兵刚扒完两碗饭，就抱肚子打滚儿。有人想去河边捞水洗胃，结果踩上地雷，“轰”地一下，人没了影儿。听说那几天八路还撒辣椒面、烧烟熏他们，又扔死猫死狗到壕沟里头……这种土法子，比什么洋枪大炮还管用。

地方志旧卷里曾写过，“某年春荒后，据点内疫疠流行”，只字未提是谁放的毒，只说“民间巧计困敌”。可见这些故事并非全无根据。有学者九十年代查档案时，也零星发现类似记载，只是当年没有电视剧，把细节拍出来罢了。

许多观众觉得《我们的河山》还是“神剧”，其实不少桥段都是真事改编。例如那个深夜野外会议：崮城县委、挺进纵队和115师独立营三拨人凑在一起，小油灯晃悠悠照亮脸庞，他们争论如何顶住日寇大扫荡。一会儿你一句我一句，都担心指挥系统太乱，各自为政打不了硬仗。这种情形，在老县志和一些回忆录里反复出现——各路武装拉帮结派，有时候同仇敌忾，有时候互相掣肘，让鬼子钻空子的机会不少。

直到1943年初，罗荣桓正式成了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，这才算理顺上下关系。据老人们讲，那一年冬天雪特别厚，说是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其实罗帅做的是慢工细活。他推行“一元化领导”，调解各方矛盾，让部队磨合起来。不久之后，全省正规军发展到二十七万人，占全国八路近三分之一。“主席夸他会下棋，”庄稼汉爱开玩笑，“换个罗荣桓，全盘就活络。”

最棘手的问题，是怎么守住根据地？庄琦风（剧中人物）曾提起过所谓“翻边战术”：日寇进来扫荡，我们就悄悄摸过去搅他的后方，把敌人的屁股捅个窟窿。这招其实源自罗帅自己的文章，他主张“敌进我进”——你攻我的前沿，我插你的腹地。据说当时山东很多游击队都是这么干的：挺进纵队留守内线牵制鬼子，而115师独立营则绕道偷袭日伪后勤补给线，使对方疲于奔命。“破袭铁路线嘛，”村里的老机匠总喜欢吹牛，“我们小时候还帮着拆螺丝呢！”

真实抗战远比电视剧苦涩。有句顺口溜传下来：“打鬼子难如登天，不挨饿就算本事。”华北尤其如此，一个中佐率领三百来号日本兵加宪兵特务，再配些伪警备团，就能稳坐一座县城。而八路往往只有土枪土炮，对付几个据点已属极限。有位乡贤写信回家，说吕家寨女子红缨枪挑帘迎敌，那不是戏文，是亲眼所见。当时妇女们学会使槊舞刀，还真吓退过巡逻的小股日本兵。后来听老太太念叨，这支红缨枪最后埋在麦田下面，再没人敢动它。

缺重武器成了最大短板。据说中央发来的电台密码常因电池耗尽耽误半宿；而九二步兵炮丢失一次，日本联队长能急哭好几回。在正面战场中央军有野战炮随便轰，可华北游击区只能靠炸药包、火柴盒雷、竹签刺猬阵应付强攻。所以山东农村孩子从小练习埋雷挖坑，大娘们煮粥拌泥巴造假粮仓迷惑侦察，这些办法后来竟然被军事专家总结为“小农智慧”。

到了1941年前后，据点密布如牛毛，小股部队很难正面对抗。不过就是这样一年，根据日方统计，仅华北方面交锋次数高达15000余次，其中75%对象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。当时民谣唱道：“南有重庆饷银多，北有八路闹得欢；东家田亩西家井，总归盼望保平安。”意思就是中央资源虽丰，却保不住百姓安生，而八路虽穷却让乡亲看到希望。这话如今听来仍觉沉重。

鲁南一带历来势力错综复杂。光一个崮城县，从保安团长变身卧底上校，到投降又反水的小头目李少堂，其原型刘黑七在当地可是出了名的大盗匪。一到乱世，各色人物浮现江湖：韩复榘残部苟且偷生、自卫团真假莫辨，还有汪精卫系与皇协系暗斗不断。有时候一家兄弟分属不同阵营，同桌吃饭却互相防备；邻村之间因为支持哪支武装结怨多年，到现在还有人偶尔提起旧账，不过语气淡多了，大抵也是岁月消磨掉血性吧。